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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法治
                “過去打架的人多,現在打官司的人多”,法治如何改變鄉村?
                發布時間: 2020-11-18 18:18      來源: 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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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發生不久後,作為廣東省佛山市村(社區)法律顧問的李興濤律師有了一項新任務:要為他服務的公眾講解傳染病防治法。受疫情影響無法外出,他在家裏錄好了講座視頻供大家參考。“在疫情面前,盡一點法律人的綿薄之力。”他說。

                這項普法行動,源於廣東省司法廳在2月5日發布的《關於遵守疫情防控有關法律規定的通告》,在全省開展疫情防控全民公益普法,包括傳染病防治法及其實施條例、野生動物保護法、動物防疫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

                這一緊急普法行動得以落地,離不開廣東花數年時間培養的8100多名村(社區)法律顧問。

                公開報道顯示,2012年廣東省司法廳在全省範圍內開展律師進村居活動,動員律師積極擔任村居法律顧問。隨後,這一活動形成了“一村(居)一法律顧問”制度: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為各村(社區)配備駐村律師顧問,提供相應的法律服務。

                其實,在疫情之外,按照司法行政部門的要求,駐村法律顧問不僅要為村民們普法,還要幫助村民和租戶做法律服務,如遺產繼承咨詢、勞動合同咨詢、矛盾調解等。他們還有一項關鍵任務:幫村裏做合同的合法性審查。

                這項“書面工作”,在廣東不少鄉村的發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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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禪城區龍津村。

                村集體欠下4億元債務,來“救場”的老板請了律師當顧問

                位於佛山市禪城區的龍津村就是其中一例。今天看,這些身處珠三角的村莊有著特殊的區位優勢,租房、土地出讓、招商引資都能帶來不錯的收益。但在20多年前,日子並沒有這麽好過。

                佛山有“陶瓷之都”的稱謂。“90年代初期是車輛排著隊來裝陶瓷運往全國各地的,工業陶瓷量非常大。”龍津村所在的南莊鎮的黨委委員李迅回憶,當時每一個村甚至村小組都在辦陶瓷廠 “鄉鎮企業遍地”。野蠻生長後往往就是淘汰期,“很多村都是負債累累”。

                盲目擴張之下,龍津村成立的三家陶瓷廠產品質量堪憂,銷售受阻,還要面對退貨、賒賬等問題。龍津村村集體在這段時間欠下了4億多元的債務,相當於3000多村民每人背著十幾萬元。

                1998年,開著大奔的“馮老板”被做鎮長的同學從企業請回來“救場”。為了提高村企業效率,馮耀泉決定將其轉制,不再由村人經手,通過公開招標整體轉給其他人經營,既可保障村裏有持續增長的收益,也能避免資產流失。而這需要一系列嚴謹的商業操作。

                “我只是高中文化水平,讓我寫合同也寫不出來,肯定要找專業的人。”面對現實困境,馮耀泉決定聘請一名法律顧問。在當時,不要說“駐村律師”,即使在政府部門,法律顧問也未能做到全覆蓋。

                經人牽線,王肖偉律師擔任了龍津村的首任法律顧問。在他看來,馮耀泉對法律的重視,是老一輩裏比較少見的。但馮耀泉告訴南都記者,他當時的想法就是,最起碼不做違法的事情,每一步都經得住推敲,最終是為了避免糾紛和減』少集體損失。

                除了幫助規範和把關合同,王肖偉利用專業知識幫助馮耀泉和債權人談判。“要是開一個債權人大會,就徹底完蛋了,”他介紹,避免債務擠兌崩盤的唯一途徑,就是用時間換空間,一個一個案件去談,“穩住”債權人不去法院起訴,並逐步還款。

                經過十年的輾轉騰挪,龍津村還清了4個多億的債務,到今天已達到年收入過億。以王肖偉為代表的法律顧問在龍津村處理債務以及後續的鄉村發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把權力全部下放給你們”

                在龍津村從“負債村”發展成“富裕村”後,面對龐大的集體資產,如何監督村兩委,如何做到決策公開、透明,如何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就成了下一步鄉村治理的關鍵。“農村基層第一大的就是利益分配問題,很多村的不穩定和村民上訪,主要就是因為不公開。”馮耀泉說。

                事實上,中央層面近年來也加大對農村基層“微腐敗”的整治力度。多個與鄉村振興、法治鄉村建設有關的文件,都提出了類似的要求。如,健全黨務、村務、財務公開制度,建立健全小微權力監督制度等。在考核各村的《廣東省@民主法治村(社區)創建活動標準》中,對鄉村的公開、決策、監督等也有著較為嚴格的規定。

                對此,龍津村做出了自己的嘗試,即建立黨員村民代表責任制”(下稱“責任制”)。

                對於這個年收入過億,村民每年分紅近ξ 20000元的富裕村來說,村集體資產和物業的出租、承包、運轉等情況,直接關系村民收入。此前,相關業務全由村幹部經手,工作量極大,僅靠村務財務公開也不足以完全取得村民的信任。

                而“責任制”的核心,是增加村民在鄉村治理中的參與,以此解決以往村莊內部“話語權”“知情權”過度集中於村幹部的情況。“通俗的說,就是把權力全部下放給你們,你們自己管,互相監督。”馮耀泉解釋。

                據介紹,其制度設計是,全村50歲以下的55名黨員和63位村民代表結對“參政議政”,分片區對本村小組的出租、承包、合作等集體資產和物業進行跟蹤管理,人均負責對接5家廠企店鋪,每月探訪不少於2次。

                按要求,黨員和村民代表要細致檢查村內廠企店鋪的經營情況、環境衛生、安全生產、消防設備、環保處理等並做好記錄。期間,還要根據企業的實際需求,代表村集體為進駐企業提供力所能及的實質性服務。

                為了確保“參政議政”的黨員和村民代表盡責履職,讓村民了解村務,龍津村還規定每季度村小組必須召開一次戶主大會,由村民代表述職匯報執行情況。述職中還要向村民介紹本小組內的企業經營動態、租金收繳等狀況,公開接受村民監督,聽取意見,及時反映村民要求和建議。

                “過去是打架的人多,現在打官司的人多”

                在廣東,龍津村這樣的發展路徑並非孤例。有了先行者的影響,近年來,不少農村的法治化程度得到大幅提高。截至目前,廣東省已有136個鄉村入選7批“全國民主法治示範村(社區)”名單。

                在觀察人士看來,他們在鄉村法治上的嘗試能得以推廣,與近年來國家和地方層面對此愈發重視不無關系。

                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將對“法治”的關註推向了新的高度。十九大報告進而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此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和《關於加強法治鄉村建設的意見》均對此作出更為具體的部署。

                據廣東省司法廳普法與依法治理處工作人員介紹,從2016年開始,廣東就把開展民主法治村(社區)創建工作納入法治廣東建設的第二個◣五年規劃,並作為省委全面依法治省的重點予以推進。

                確保法治鄉村建設真正落地一個關鍵因素,是將其納入嚴格的考核體系。據介紹,在100分滿分的“法治廣東建設考評”中,法治鄉村建設占有2.5分;還要通過社會第三方機構評估公眾對法治鄉村建設感知度和滿意度,打分者來自居民、企業、律師、專家學者等。

                據介紹,2.5分看似不高,但法治鄉村建設涉及的方面、領域很多,其他考核項目中實際上也包含有法治鄉村建設的內容,而且這個分值的杠桿作用已很明顯。以2018年為例,有5個市得分在90分以上,16個市得分在85分以上。也就是說,各地之間的得分非常接近。“2.5分已經可卐以左右很多名次了,地方要為此做很多工作。”廣東省司法廳一級巡視員張榮輝解釋。

                值得註意的是,對於排名靠後的地區,廣東省依法治省辦、省司法廳的主要領導,會約談當地政法委↙、依法治市辦、司法局的主要領導。“通過約談這種方式,抓好考核結果運用,加上法治督查、法治政府示範創建和民主法治示範村創建等方式,有效推動了法治鄉村建設。”他說。

                對於省一級的“民主法治示範村”,廣東也有詳細的考核體系,並采用動態管理。“不是你評出來創建達標,以後就都達標,並不是一成不變。我們也會動態跟蹤、適時復查,不行的予以摘牌。”工作人↓員說。

                基層建設法治鄉村的動力,不僅有考核體系帶來的壓力,也有切切實實改變的感受。“通過這幾年的努力,農村社會管理和法治建設有了很大的進步。過去是打架的人多,現在是打官司的人多,這其實是法治意識不斷增強的一個標誌。”張榮輝說。 

                南都記者 宋承翰 發自北京

                責任編輯: 張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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